20岁的精神史:一份与所有人坦诚相见的邀约

前些日子过20岁生日，在公众号写了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感觉有些太私人化了，在要不要转发在社交媒体上犹豫了很久，但偶然受到八十年代讨论未竞的“潘晓来信”鼓舞，感觉发出来还是有意义的。我觉察到自己能够把自我对象化，把主观感受、情绪变成可以关照、分析的对象。希望大家能从我对过去生活的梳理中建立认识互动，在特别中发现同构，在同构中发现特别。尽管每一条朋友圈似乎在客观上包装着我的“人设”，但原文本意却为了突破表层语言与行为，在真实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有利于每一个人自我理解加深的环境，从而拥有对自己身处历史展开的更多认识。

我是李林轩，2003年生于江苏无锡，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前18年，目前来到北京，在师大念本科，刚刚度过了二十岁的生日。在同龄人中，不难观察到对未来的迷茫成为共性体验，我也并不能例外。与此同时，我也渴望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在友人的评价中，也会出现自己从未意识到的特质。因此我深感有整理自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希望沿着过去二十年的生活历程建立起线索，通过回望“是什么使我成为了现在的我”，指向未来“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另外，我也希望我的剖白能够提供陌生读者观察、理解这一世代某一群人的切口。（尽管00后可能不愿意被代表，也不可能被定义。）

总之，这一篇自白既是我作为迷茫中的大学生对过去二十年的精神审察，也希望成为我作为一个人，代表一群人，希望与所有人坦诚相见的邀约。

无论是自我的感知还是依赖外部的评价，理想主义、向往自由、善良天真都占据了重要的比重。何处是我理想主义的滥觞？我的自由主义的倾向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要解答上述问题，我觉得不妨从生活史展开。

首先提供一些基本的背景。我在来到北京读大学前成长于无锡城市中心，钢筋丛林中高度整齐划一的现代生活方式足以让我隐入尘烟。在核心家庭中，父母生于七十年代早期，在同龄人的父母中偏大，教养方式不算专制，也不太放任，作为金融从业的白领，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是政治冷感的典型城市中产。在记忆中几乎不会在家庭谈话中论及政治与社会新闻，也不会谈论文学与艺术。而苏南作为「写规范字，讲普通话」推广与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作为母语的吴语，在校园中被大规模系统性灭绝，以至从幼儿园苗苗班到高中毕业，在校园里我没有讲过一句无锡话，绝大多数同学不会说，大量本地同学甚至听不懂。一年级注册QQ，六年级开始拥有智能手机，互联网在生活与精神成长中的比重与互联网发展同步增加。我所在的小学初中系本地一所的民办学校，身边的同学大都家境良好、成绩优秀，课外兴趣班与补习班流行。少数同学选择留学欧美，大部分同学也悉数进入了中国的精英大学。这一点我同应试体制下的几乎所有学生一样，总体来说受到的教育还是被高度异化成升学服务，自己也一如罐头里的沙丁鱼，面目模糊。

关于童年的思想状态，不妨讲述至今留在记忆中的四件小事：一是外婆常常被老年保健品公司诈骗，那时我会怒不可遏，彻夜难眠，记得曾用A4纸写过长长的檄文抒愤，认为世风凋敝，打印店就不应该为骗子印刷宣传品，酒店就不应租场给保健品公司开会等等；二是在网上冲浪时读到一篇日记，写的是“润”美成功后宣誓入籍的场面，语言洋溢着骄傲，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不适，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困惑；三是去日本旅行，在京都遇到发法轮功传单的老太太，我愤怒地撕了传单，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愤怒，但幸未产生什么冲突；四是初二的数学老师因家庭变故而消极怠工，上课抠脚吃零食打瞌睡，在课堂上当众扒下同学的裤子打屁股。我愤怒地给教育局写信举报，寻求利维坦的帮助，事情传开引起了家长之间的风波，父母为我承担下了背后的闲言碎语。

如果一定要概括小学初中时的我，那应该也可以用“有朴素的勇气、正义感的小粉红”来牵强赴会。但当时由于理解世界的能力不足，与思想资源的匮乏。周遭的校园环境如果只提供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选项，尽管无法理解，但也并无其他选择。但总体来说，可能只是缺乏主体性的表现。

幸运的是，这一阶段成长环境大体上稳定和谐。外部世界被家庭与校园层层过滤，只留下纯净善良。一方面让我暂时失去了观察共情社会的身世浮沉，构建全面世界观的窗口，一方面也使我远离了叹息命运的无力与隐忍，没有形成“默认并寻求逆受不理想现实，而寻求局部的有利处境”的朴素底层情感，相反地，我积累了足够多“明天会更好”的自信，得到足够多的关于爱，勇气，人道主义的生命体验。这在后来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时的成为价值评价的重要坐标，从现在看来，是理想主义的种子。

2018年顺利通过保送进入了本地一所寄宿制的高中。高中是思想启蒙的重要时期，我向往自由的理想主义精神与此阶段接触的许多思想资源息息相关。

从阅读经历来看，我的高中有一个很棒的实践，将图书馆里千余本书搬进了每个教室后面的小教室，大大降低了借阅的成本。借此机会，我相当广泛地阅读了许多书，其中与政治思想转型直接相关的有鲁迅杂文和小说，王小波的杂文和小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反乌托邦三部曲，更直接的是龙应台、刘瑜、熊培云、梁文道、柴静等当代泛自由阵营公共知识分子的通俗启蒙读物，比如《野火集》、《观念的水位》、《寻美记》、《常识》、《看见》等。

从媒体角度来说，主要带来影响的有后来因为审查而停刊的网媒《好奇心日报》，从高中图书馆里被我常常“窃”回教室宿舍的《三联》《南周》《南风窗》，沾沾自喜找到方法能够绕过付费墙的《财新》《端传媒》，这些市场化媒体尽管笔力不如当年，但以其基本的专业主义、深度与广度，与一本正经面目可憎的党报上的官样文章相比，与自媒体上下限低上线高，大体充满戾气和猎奇的叙事相比，无疑还是它们更能俘获我的心。特别在疫情期间，一些富有社会责任的报道更是在媒介素养、媒体偏好养成上，给我带来了直接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毋庸讳言，信息素养在我高中启蒙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在高中时任校电视台台长，负责每周四晚自习前的电视节目，因此有更多机会在住校生活中用电脑。此时恰感兴趣于IT与化学竞赛，一方面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更稳定更省心的翻墙方法，同时，由于意识到世界上主流网站多被审查封禁，在比较了维基百科与百度百科数理化词条质量后，隐约意识到这一行为阻碍知识传播，影响深远，与当时信仰的地球村式的互联网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冲突。故此时，对于寻找不一样的新知识、新世界的渴望压倒翻墙违法的担忧，也赋予了自己翻墙道德上的正当性，同时也提供了反抗审查极权的勇气，自此因为互联网审查而导致的思维枷锁的影响基本消除。在探索互联网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以阿桑奇、斯诺登、电子前哨基金会为代表的密码朋克；以Zlibrary、Sci-Hub为代表的海盗党；以自由软件、开源运动社群为代表的社会治理联想（或许就是朴素的DAO）。无数混乱的宣言，代表了互联网自由主义最激进的，安那其主义式的理想。相比较简中互联网在监视资本主义和国家极权的夹击下的空心失序，这些信念让我梦回加利福尼亚，真诚地在遥望中坚信理想主义的赛博乌托邦。

值得一提的是，我掌握翻墙技能应该是在小学时，应当比同龄人会早一些。主要驱动力是好奇心，或者说是猎奇，当时主流的方法还是在PC端采用网页版的蓝灯，或者是“自由门”等软件，甚至偶尔会用Tor探索暗网，其实这些翻墙服务都缓慢而不稳定。此时期注册了国外主流平台的账号。但因为此时会注意到翻墙被抓的新闻，怀疑翻墙合法与道德正当性，所以翻墙频率不高，也没有将资讯自由看作生活中必需品，接触的信息更没有给我带来足够的影响。北大与哈佛两位老师合著的论文“Media Censorship: 1984 or Brave New World？”中，对这一时期“尽管有足够的手段翻墙，但缺乏获取未被审查的信息的主观能动”的效应，得到了很好的阐释。

在此之外，高中时期身边的师长同学给予了一个倾向于自由包容的环境。尽管难以摆脱应试体制的桎梏，但江苏的语文教育中，许多老师做出了良好的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同时鼓励关心时事并勇敢发表观点，这一点在作文教学中尤为突出，老文青们面对红专过头的作文摇头，选择为特立独行的真知灼见，真诚的理想主义的灵魂打高分，无疑鼓舞了我与几位的同学一起自信地越走越远。

进入大学后，社交媒体深度使用，使得社会与校园无缝对接。同时新冠疫情过度防疫阴霾笼罩，时代感扑面而来。大学生作为社会心态的晴雨表，在2022年5月底与11月两次敏锐地捕捉时代症候，泛起涟漪。对我来说，我在现场以观察为主的参与，一如注射不致病的灭活疫苗，也让我一下子共情八九学潮中前辈的精神，却没有堕入《颐和园》中创伤后的虚无主义。“我在”的感受强烈，这使我有机会将自我置于时代浪潮的参与者位置重新审视，隐约可以感受到今天的中国政府毕竟也还不致于是铁板一块，尽管看不到重启政体改革的希望，但在可行的身边范围内积极参与公共生活，重建公民社会，是具有紧迫性、可操作性的。

2022年底听了台大社会系一场关于台湾学运史讲座，从野百合到太阳花，从白色恐怖到彩虹飘扬，他山之石不仅令人羡慕，其实也非常有启发，尤其是政治的想象力，以及舍我其谁的变革世界使命感。但也更让我意识到自己过去在知识积累、解释世界和感知经验三个方面的隐形割裂与严重不足。没有扎实理论基础上的知识框架，无法建立解释世界的独立叙事，更没有在现实实践中的经验。

当然，20岁，成长未完待续。每天好像都会有无数的新问题等待理论解答，新想法等待实践。我不知道广泛的关注是否会失焦，从而使生活失序。但贪婪使我如海绵一样去读书、去体验，试图尽可能多得理解世界的复杂性的每一面，试图与令人迷惘、孤独、压抑的时代力量拉扯，垫脚眺望房间以外的不同可能。优秀的理想主义者亦是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热爱当下，那样热爱真实的生活，真诚的期待与所有人建立朝向理想主义的坦诚相见的新联结。

Carpe Diem.